从“绕着飞”到“追着飞”：邓景辉与中国直升机的蓝天之约

科技答卷人

在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总有人在默默耕耘。我们推出“科技答卷人”专栏，走近科研攻关一线，记录那些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的身影，聆听他们关于抉择与担当、坚持和热爱的答案。

“飞旋的铁翼为陆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19年10月1日，当6架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首次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电视机里传来解说员激昂的声音。当时，邓景辉正趴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刚做完视网膜黄斑区破裂手术的他无法视物，只能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任由眼泪无声流淌。

作为直-20型号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突破了旋翼防除冰技术、电传飞控系统等核心技术，让中国直升机彻底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实现了从“绕着结冰云层飞”到“追着结冰云层飞”的跨越。2026年7月，由他牵头完成的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而这，是他与中国直升机近四十年“蓝天之约”的最好见证。

人物简介

邓景辉，1965年7月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直升机总设计师，直-20直升机总设计师。

邓景辉长期从事直升机型号研制和旋翼技术研究，带领团队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型第四代直升机，突破了旋翼防除冰、振动主动控制和电传飞控等世界级技术难题。

以下是邓景辉特别为中国科协之声讲述的他的故事。

“差异化发展”的旋翼新人

我与直升机的缘分，其实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我出生在景德镇，在这座瓷都长大，却从小对一个“神秘单位”充满好奇——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也就是602所。那时候我住在大杂院里，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泥巴地里玩耍，但每当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我就会停下来抬头仰望。602所的人操着一口“官腔普通话”，看起来很神秘也很精英，我就特别想将来也能像他们一样。

1977年恢复高考，父母鼓励我专心备考。我本来全报了医学院，没想到最后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学的是飞机结构与强度专业。当时家里人都很担心，妈妈说，西安那么远，南方人吃不惯面食，会不会挨饿啊？

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如愿回到景德镇加入了602所。但我的第一个岗位被分到了旋翼系统研究室做设计员。当时国内直升机技术基础薄弱，只有测绘仿制金属铰接旋翼的零星经验。我第一反应是很失望：我学的是结构强度，怎么被分到旋翼设计呢？

一位老主任的话改变了我的想法：“你这个背景很特殊，是‘稀有动物’啊。你要走差异化发展的路，正好可以从结构强度的角度来做旋翼设计。”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独特的专业背景反而让我获得了更多参与核心工作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从法国引进了“海豚”直升机生产专利。因为我力学功底比较扎实，领导安排我承担星形柔性桨毂核心部件“星形件”的设计分析任务。在没有复合材料铺层设计软件、缺乏结构设计经验的条件下，我只能一边查阅国外技术资料，一边自己编制软件。

那时出差经费特别紧张，我们要跑到上海去借用计算机，人工输入上千组节点数据。有一次我带着一叠打孔纸带在上海机房守了一整夜，结果出来发现一个节点坐标的数字颠倒了，整批数据全部作废。我只好灰溜溜拿着废纸带回景德镇，从头重新建模输入。那时候一个数字错了，就是白跑一趟。就这样反复折腾，我逐渐摸清了复合材料桨毂的受力规律，最终开发出了直升机所第一个复合材料桨毂设计分析软件。该项技术后来在直-11型号研制中得到成功应用，为我国掌握先进旋翼设计分析技术开创了先河。

“核心技术，从来买不来”

1991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北工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临行之际，恰逢直-11设计攻关，时任直升机所总师蒋新桐找到我，恳切挽留，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参与型号研制。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毅然决定留下。我理解关键型号攻坚意味着什么，为了国之所需，我义不容辞。

到了九十年代末，国家启动了某型号研制任务，为加快进程、减少风险，旋翼研制采取了对外合作的方式。那时我已经担任旋翼研究室主任，深感机会来之不易。因为我们有了直-11旋翼和原理样机的成功研制基础，外国人终于认可了平等合作的模式。

为了提高对外合作效率，我带着年轻同志下苦功夫突破外语关，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全面培训。我们要求专业分工到人、责任落实到人，带着问题学习，通过工作解决问题。当时旋翼国产化面临着国内材料性能偏低且不稳定、大型钛合金制造困难、大型复合材料制造等诸多难题，任何一个难题解决不了都意味着无法完成任务。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以精巧的设计弥补了材料和工艺的不足，圆满完成了旋翼国产化研制任务。

工作中的邓景辉。

回顾这段与法国合作旋翼技术的经历，我感触很深。过去外方因为轻视我们的技术能力，才愿意开放合作；后来看到我们不仅拿出了合格产品，还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因忌惮我们学习、超越他们而彻底封闭了合作之路。这印证了一件事：核心技术，从来买不来。

“我们要追着结冰云层飞”

当接到研制直-20直升机的任务时，我深知前方要面临多少挑战。这是一款被寄予厚望的通用直升机，必须满足“全疆域、全天候、全权限”要求，其中最难的是高原飞行的“3个6”指标：600公里航程、600公斤商载和6000米升限。

中国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约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如果直升机飞不上高原，国防部署和应急救援都是一句空话。2008年汶川地震时，震中地形复杂、道路通讯中断，能在那种恶劣环境下持续飞行的几乎全是外国制造的直升机。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高原直升机。

高原气象瞬息万变，直升机穿越云层时桨叶极易结冰，破坏气动外形，危及飞行安全。旋翼防除冰技术成为直-20飞上高原的生死关卡。这项技术当时仅掌握在欧美极少数国家手中。我们曾寄希望于对外合作，但被外方果断拒绝。

我们不信邪，难道凭自己的力量就过不了这道坎？从数字仿真到半物理仿真，再到真实环境测试，我们一点一点尝试。国外可以用领航机在空中制造可控结冰环境，我们只能“靠天吃饭”。为了不被动等待合适的天气，我们在哈尔滨搭建了一座30米高的喷洒塔，用高压泵喷出细小水雾模拟结冰状态，反复测试加热组件的响应速度和功率分布。

然而，加热组件结构复杂，内部焊接点多，可靠性差、工艺实施困难，怎么去优化改进？项目组多次组织专题会讨论。在一个闷热的夏夜，我们正讨论电路图如何优化时，窗外突然吹来一阵风，将硫酸图纸吹到地上，重叠到一块，看着地上的图纸，大家突发灵感：是不是可以换种思路，采用一体化设计，这样可有效减少90%的导线和焊接点，极大提高可靠性，降低工艺实施的难度。

我们化繁为简，经过500多个日夜的鏖战，通过大量的数值仿真、小尺寸模拟实验、冰风洞实验、全尺寸实验等，一步一个脚印，终于突破了旋翼防除冰的关键技术。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攻克直升机旋翼防除冰技术的国家。

邓景辉（右）与试飞保障人员一起工作。

2018年，直-20在新疆乌鲁木齐进行真实结冰环境试飞。起飞20多分钟后，塔台传来飞行员报告：“已经进入结冰区……风挡雨刷明显出现结冰！直升机操纵正常！系统工作正常！”听到报告，我情不自禁地握住了部队领导的手。飞行员激动地说：“以往遇到可疑云雾都是绕着飞、躲着飞，这次我们是追着它飞，真是太过瘾了！”

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

高原的问题解决了，但要真正做到“好用”，直-20还要解决操控精度的问题。传统机械操纵系统在高原强风下操控难度极大，为提高操控性能，我决定在直-20上采用电传飞控系统——用电信号代替机械操纵，由计算机实时解算指令精准驱动舵面。

这个决策引发了不小争议，许多老专家建议保留机械飞控作为备份。但我坚持“一步到位”，不加机械备份。我的底气来自团队多年的数字仿真和半物理仿真结果。增加机械备份不仅增加重量、降低可靠性，还会带来新的耦合风险。

在推行中我们遇到了棘手的共振问题。静态测试一切正常，动态旋转时却出现异常振动。团队逐一排查，发现某个部件在静态下存在微小间隙，动态旋转时离心力使其自然贴合单边，这并非真正的共振失稳。调整装配工艺后，问题彻底消除。

最终，直-20的操控精度从米级提升到了厘米级。在高原实战演练中，飞行员甚至将外吊钩精准放进了一个奶粉罐中，这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2018年12月，直-20在天津通过了设计定型审查，标志着我国直升机实现了从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坐在台下的我，眼中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在2019年国庆阅兵保障期间，我被确诊为视网膜黄斑区破裂。本想等国庆阅兵后再手术，但医生严厉警告：“必须立刻手术，否则后果很严重！”国庆阅兵当天，我只能听着直-20飞越天安门的声音，当时，妻子就坐在我的身边，和我一样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如今，我又将目光瞄向了新方向。传统直升机的速度通常在300公里/小时左右，航程约600公里；而新构型的旋翼飞行器已达到500公里/小时和2000公里航程。要在速度和航程上获得突破，需要探索复合旋翼、倾转旋翼等新构型，同时向智能、无人、混合动力及纯电等绿色新能源方向发展。

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将牢记使命，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让中国直升机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梦想不断努力。

来源：中国科协之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