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她为6万个家庭圆了生育梦

科技答卷人

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总有人在默默耕耘。我们推出“科技答卷人”专栏，走近科研攻关一线，记录那些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的身影，聆听他们关于抉择与担当、坚持和热爱的答案。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每天都有数百个家庭怀揣着希望而来。穿过长长的走廊，在诊室最里间，张松英正专注地看着超声屏幕。屏幕上跳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卵泡的影像，更是承载着爱与期盼的生命之火。

从1986年穿上白大褂算起，张松英在妇产科与生殖医学这条路上已经走了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中国生殖医学“从零开始”，一步步走到了世界前列，张松英也从一名心怀热忱的医学生，成长为用技术、智慧与仁心为数万家庭点亮生命之光的生殖医学专家。

人物简介

张松英，1965年2月生，浙江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浙大求是特聘医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产科学科发展主任。

她带领团队在辅助生殖与生殖微创外科领域取得系列突破，为我国生殖障碍疾病的规范化诊治做出重要贡献。四十年来，张松英和她的团队已帮助超过六万个家庭圆了生育梦。

以下是张松英特别为中国科协官微“中国科协之声”讲述的她的故事：

从一张诊桌启程的人生选择

专注“生育”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我自己的主动选择，也有时代机遇。我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对农村的赤脚医生特别尊重。父亲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被车子撞了，手臂骨折，是我们县医院的院长亲手治好的。这件事在我心里种下了学医的种子。高考时五个志愿，我前四个填的都是医科大学，就想当医生。

毕业时，因为成绩排名靠前，我有机会留校。之所以选择妇产科，是因为它既有外科的“动手”性质，又有内科的思考过程，我很喜欢。

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我就对生育这块很感兴趣，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那时候国内对不孕症的治疗技术比较简单，还没有“辅助生殖”这个概念。后来我了解到，国际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在1978年诞生，而我们国内是1988年完成首例，这中间有十年的差距。当时我们面临的是全方位的困难：硬件匮乏，技术靠摸索，观念上也有争议。

但当我看到患者眼中那种深切的焦虑与期盼，我就明白，帮助他们实现生育梦想，不仅是解决医学问题，更是修复一个家庭对未来的希望。这份责任感和迫切需求，促使我投入了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

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

我的工作很特殊，不仅治愈病患，也见证了很多家庭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这份工作最大的挑战，是技术方案制定、疑难病症攻克与患者心理疏导、家庭期望管理这三者的多维平衡。这三者环环相扣，远比单一的技术难题更复杂。

比如2007年我遇到的一名患者，她的一个胚胎在宫内正常生长，另一个却长在了极易破裂的宫角。当时全球都没有类似成功保留宫内胎儿的文献报道。如果按传统方法处理，胎儿必然保不住。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患者好不容易怀孕，坚决不能轻易终止宫内正常妊娠。所以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做了很多思考，也跟患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创新性地设计了“切开取胚缝合”方案。这就好比精准拆除炸弹而不破坏建筑主体。最终这位患者足月分娩了健康宝宝，这一术式也赢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

还有一位不孕症的患者，在外院取卵一次、移植两次未孕，在我们医院取卵后新鲜胚胎移植怀孕，剖宫产后5个月竟然又自然受孕了。她看了很多医生，都说子宫破裂的风险很大，家里人也劝她终止妊娠。她本人焦虑得不得了，问我：“你能保证我子宫不破裂吗？”我给她做了超声检查，发现胚胎着床的位置离剖宫产切口部位很远，胎儿发育得也很好，于是建议她继续妊娠、按医嘱随访。现在她的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每年还跟我分享近况。

工作中的张松英。（受访者供图）

生殖医学的治疗，是面向整个家庭的服务。患者的情绪会牵动配偶、父母，家庭内部的压力也会反过来影响治疗。医生有时还要扮演“家庭关系协调者”的角色。这种沟通，考验的不是口才，而是医生的同理心和责任感。这要求医生必须是一名“有思想的医生”。不能仅仅按教科书或常规套路办事，要针对患者的核心诉求，去思考每一步操作的生育力保护意义。

举个简单的例子——子宫肌瘤手术，传统观念是术后必须避孕两年，以防子宫破裂。但我们研究发现，这取决于肌瘤的位置和手术方式。如果是位置较浅的肌瘤剔除，术后甚至可以不避孕或仅避孕3-6个月。这对那些年龄偏大、生育时间紧迫的患者来说，意义重大。

此外，我们还首创经阴道子宫峡部环扎术，大幅提高足月产率和新生儿出生质量，被国际同行评为该领域的先锋工作。累计病例数全球第一，为众多家庭托起了新生命的希望。

工作中的张松英。（受访者供图）

2013年，我们团队提出并开始应用冷刀分离技术治疗宫腔粘连，也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高达43%的宫腔粘连患者会合并不孕症。传统电切术虽能比较快速地分离粘连，但热损伤会二次破坏内膜，即使宫腔形态恢复，受孕仍然困难。如果只是按照教科书的模式来治疗病患，永远不会错，但技术也不会进步了。

真正的创新永远来自临床一线，来自为患者解决实际难题的迫切愿望。

当前，女性生殖障碍的诊治在全球范围内仍面临不少瓶颈，这也正是领域内的研究前沿。比如，针对卵巢功能不全或卵巢早衰的患者，现有的治疗手段还比较有限。随着我国女性生育年龄普遍推迟，以及“二孩”“三孩”政策的实施，这类患者数量也在逐渐增多。如何提升这类患者的治疗效果，一直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目前我们正在探索结合干细胞卵巢原位注射等综合技术，以修复卵巢功能，并已观察到良好的初步成效。

此外，我们也围绕卵源性胚胎发育不良、子宫内膜损伤及宫腔粘连、母胎对话异常导致妊娠失败等问题，开展发病机制的研究与精准干预技术的研发。近一两年，我们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技术突破。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成熟有效的技术向临床转化，争取让更多患者受益，为更多家庭带来希望。

一个医生的使命

从医四十年，不知不觉间，我和团队已经帮助六万多个家庭圆了生育梦。

我的微信上每天都会收到宝妈们发来的萌娃照片，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会一一回复。我真的很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骄傲。我常说，我除了会做医生，其他事情都做不了。每次做超声，看到胎儿发育得特别好，我就非常激动，感觉自己一天的疲惫都消失了。能够用专业知识为一个个家庭带来新生命的希望，这份职业带来的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令人惋惜的情况出现。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那些本可以避免的遗憾。有些患者年轻时为了事业打拼，完全没意识到生育力会随时间快速下降，等到想要孩子时，卵巢功能已经显著下降或者衰竭。还有一些年轻癌症患者，在放化疗前不知道可以通过卵巢组织冻存和冻卵、冻胚胎等方式保存生育力，治疗结束后才追悔莫及。

工作中的张松英。（受访者供图）

这种遗憾比疑难病例的失败更让人痛心。它提醒我们，医学的边界不仅是技术的高度，更是认知的广度。

医学难题也依然存在，比如部分不明原因的反复着床失败、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等。这些遗憾和难题，既是压在心底的牵挂，也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行。

现在我们接诊的国际友人也很多，前两天还有一位印度患者给我分享成功分娩的喜讯。

过去四十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生殖医学从跟跑到并跑，在一些领域已实现领跑。但比技术突破更重要的，是全民生殖健康意识的觉醒。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努力，能让更多人在合适的时间，科学、从容地迎接新生命，让遗憾少一些，让团圆的喜悦多一些。这就是我们医者最朴素，也最坚定的使命。

来源：中国科协之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