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34年后再唱起这支山西民歌，中国科技馆原馆长、82岁的李象益已经是皓首银发。看到街道整洁宽广、汽车满街跑的吕梁，再不是记忆中的破落模样，他触景生情：“一定要唱一段！”

李象益于1986年参加了中央机关讲师团驻吕梁（第二批）讲师团，从首都北京深入山西吕梁义务支教。这年9月，中国科协在经过1年的深入走访和调研规划之后，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正式把吕梁地区作为扶贫联系点。自此，一场跨越长达35年、致力于用科学技术“武装”群众、由“输血”变“造血”的授人以渔式科技扶贫大作战揭开了序章。

35年后，2020年9月8日~11日，中国科协机关离退办与扶贫办组织曾在吕梁开展科技扶贫的老干部代表，再次踏上故土，“回望吕梁”。

“几回回梦里回吕梁，双手搂定吕梁山。”听说中国科协要组织老干部再回吕梁，曾于1987~1989年连续3年在吕梁担任中国科协科技扶贫团团长的翟晓斌一连激动了好几天：“都有点睡不着觉了”。

回望吕梁，历史与现实、记忆与变迁，看到曾“战斗”过的地方大变样，往事涌上心头，他们感慨万千。

把吕梁的实情上报中央

35年前的吕梁，文字难以尽述那里的贫困，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

“那时候的吕梁穷啊，是真的穷，从没见过的、想象不到的穷。”中国科协机关离退办主任王志舜，1985年参加首届中央讲师团来到吕梁。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跟所有黄土高原一样，吕梁水土流失严重，这大大制约了农业生产。在吕梁最贫困的3个县中，最“出名”的是临县。由于粮食短缺，每年秋收后，临县人纷纷“举家出外讨饭”，直到春耕前才返回乡土。因“穷名在外”，以至于许多其他省份讨饭的人，也都自称是“从吕梁临县来的”。

“我们到一家农户调查，全家5口人仅有一床被子，家里边一人就一身衣服，夏天穿这身衣服，冬天再把它絮上棉花……”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科协机关退休干部、首批中国科协讲师团副团长苑郑民最初的走访中比比皆是。

如果不能真实还原吕梁的贫困，就看不到吕梁赤贫的“病根”，也就无法给吕梁开出脱贫“药方”。

正是出于这样朴素的想法，1985年10月，苑郑民代表中国科协吕梁讲师团，在出席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召开的座谈会上，把吕梁山区的真实情况做了汇报。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兆国表扬了他：“你们调查搞的好，讲了实话，道出了实情。”从那时起，吕梁地区的贫困状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再也不是“要饭县”

吕梁穷，但吕梁人志不穷。

中国科技馆原正处级干部王临安早就持此看法。王临安曾于1989~1990年参加中国科协科技扶贫团，他的父母都是山西人，并先后在抗日战争中追随陈赓大将领导的386旅在太行、太岳地区打击日寇伪军。打小他就对吕梁儿女的英雄事迹耳濡目染。

“最后一口粮，送给红军打东洋；最后一尺布，做成军鞋送八路。”王临安对当年战时在吕梁传唱的歌谣念念不忘：“吕梁人民曾经在困难时期用手推车把自己仅有的粮食送上前线支援革命，还出现过刘胡兰这样的英雄儿女，谁敢小看吕梁人民？”

有机会来这里开展科技扶贫，王临安想着要多做点什么。当他决定在吕梁扶贫的任务结束后要继续再干一年时，母亲全力支持：“你不要惦念家里”。

30年多前母亲鼓励的话言犹在耳，如今再度踏上吕梁这片热土，王临安心里很激动。

“说心里话，没想到吕梁有这么大变化！从飞机上就看见，满山绿油油的，跟以前的‘光秃秃’对比鲜明；以前临县街上讨饭的‘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现在没一个讨吃要饭的。”王临安欣喜地描述着他再次来到临县的所见所闻：“老百姓的衣着精神面貌也发生巨变：我早上起来去遛弯，过马路时看到汽车主动让行人先走。”

王临安觉得，“这显示了城市的高度文明和发展”。

更让他高兴的是，这次回到吕梁走访村镇，他遇到的当地人说得最多的话，不是“给我们拨点物资、救济款”，而是问：“有没有好项目？”

临县再也不是“要饭县”。王临安说：“吕梁人民现在想的是做项目、靠科技发家致富。”

科技的火种在这里扎了根

王临安讲到的这个观察，都被翟晓斌看在眼里。作为中国科协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原主任，他曾于1987~1989年连续3年担任中国科协科技扶贫团团长。

在临县的调研中，翟晓斌讲起了3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当地“母亲河”湫水河发洪水的旧事。

那是一场临县几十年难遇的大雨，一下就是几天。河沟暴涨加上上游溃坝，洪水一下子就上来了。县乡各处的干部群众和扶贫科技干部，纷纷跳进水中抗麻袋、打木桩，不分你我一拥而上。经过齐心抢险，身后上百亩的科技扶贫实验田和几百所民居算是保住了，但溃坝形成的洪灾，还是给沿途群众造成极大损失。

“洪水一过，满目疮痍。我们带着当地扶贫干部进京求援，部领导了解情况后，很痛快给我们拨了救济款和物资；没想到第二年，当地扶贫干部又弄了一卡车红枣，让我们拉着再去北京‘求救’。我琢磨这个事儿不对。”

“扶贫不是这么扶的。”翟晓斌回忆说，从那时起，他就认真思考该怎么科技扶贫，如何改变当地人寄望于“输血”的思想观念。

一次，翟晓斌向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先生汇报扶贫工作，钱学森勉励他：“科协科技扶贫工作难度很大，你们要发挥全国学会和全国各级科协组织的作用，共同在‘科技’二字上做好文章。”

“说实话起初我们也不知道科技扶贫该怎么做，后来在不断实践中我们才逐渐理解钱老和许多领导的指示精髓。”翟晓斌说，从二次“进京求援”之后，他开始积极发动科协各级组织、学协会与当地生产需求开展对接，“后来我们每年搞一次大型科技交流，市委书记亲自抓，每个县都有代表来”。

到现在，这一科技活动已经开展了19届。

“真的没想到吕梁能有今天的变化，要知道，之前他们底子很薄、基础很差。”看到吕梁的变化，翟晓斌连说“真没想到”，特别是看到当地干部问起“有什么好项目”认真做笔记的样子，他深感震动：科技的火种已经在吕梁扎了根。

“就想看看当年的项目怎么样了”

5天的“吕梁回望”，中国科协扶贫干部日程安排满满：赴吕梁临县高级中学、成庄镇程家塔村、碛口镇、林家坪镇、三交镇、离市区信义镇严村、华为大数据中心等地，开展科普讲座、回访帮扶村镇、考察中国科协帮扶临县红色旅游规划、调研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和科创中国落地情况、回看扶贫项目实施成效等。但就在这满当当的日程之间，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原副巡视员孙公民硬是挤出时间，去了一趟他心里一直挂着的岚县。

孙公民在吕梁不仅洒过汗，还流过血、负过伤。2009年，他牵头在石楼县资助了30多个高中生，为他们提供每人每年1000元生活费。在他带着捐助的3万元驱车前往石楼县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胸骨骨裂。驻站期间，孙公民右耳突发性耳鸣耳聋。当时以为是“上火”，没当回事；等回到北京一检查才知道，他的右耳已经不可逆地失聪了。

“惦记回吕梁，就是想看看当年帮扶的那些项目发展得怎么样了。”孙公民说。

其实，退休6年里，孙公民已经专程或顺道来过吕梁三次，为的就是再看看老地方，以及10多年来的新变化。

他回忆说，当年他在扶贫工作中做得最正确的一个决策，就是在建设脱毒马铃薯繁育基地选址问题上及时“改旗易帜”，放弃原定原址吕梁离石区，改定为岚县。

“当年我们考察了市政府所在地离石区附近的很多地方，越看越觉得不接地气，是空中楼阁，靠不住、长不大。”孙公民从科学选址的角度坚持放弃离石，最终成就了岚县、推动了中国脱毒马铃薯繁育产业的发展。

如今的岚县，已是全国重要的脱毒马铃薯繁育基地，马铃薯繁育也成为岚县最有持续造血能力的产业之一；当年与中国科协、岚县政府共同投资建设示范基地的“康农薯业”，也已成为响当当的马铃薯龙头企业。

回望，也是“回家”

王海荣，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严村的一名普通农民。他是中国科协在吕梁开展科技扶贫的受益者，也是见证者。

所以，当中国科协这次科技扶贫干部回望吕梁行来到严村的时候，他开心得不得了。大巴车还没停稳，他就撵上来了。

1994年，严村新建158栋日光节能蔬菜温室大棚，但由于菜农在生产中缺技术，几年下来效益总不是很好。1997年，中国科协驻吕梁第八届扶贫团团长王建忠听说这事之后很着急。在几次实地调研之后，通过多方争取，从北京调来了“天丰一号”叶面肥、温度表，帮助菜农在示范大棚里安装了暖气炉，在村里建起了图书室。在农闲时，还带着他们几个科普示范户走出大山，到北京房山、通州的中以合资农场学习。

学到了技术、开阔了眼界，严村菜农们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在中国科协的帮助下，王海荣还投资建起了山西科普惠农严村服务站。

“中国科协带着感情来吕梁帮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一个土专家。”王海荣说。现在他头顶着“全国科普惠农带头人”“山西省特级劳模”等好几个称号，觉得责任重大。他现在也把自己当成科协的一员，要“积极加入到科技扶贫的行列中”。

长时间地同甘共苦，科协扶贫干部和“王海荣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王海荣更是一直把科协扶贫工作者当成自家人。

再次见到王建忠、翟晓斌等“老相识”，王海荣的激动溢于言表。在自家的蔬菜温室大棚里，他麻利地摘下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塞到大伙儿手里：“新鲜，脆的，好吃！”

要告别了，王海荣眼眶湿润：“吕梁是中国科协扶贫干部的第二故乡，吕梁人民永远感谢你们，欢迎你们常回家看看！”

王海荣一个老百姓这么说，“当官的”也这么说。

“我任何时候都在讲，（中国科协扶贫干部）回吕梁就是到家了，大家见了面，都是家人一样的感觉。”说这话的老人叫董宗祥，他曾于1989年担任吕梁临县县长。听到中国科协扶贫干部来吕梁的消息，他不顾年迈，说什么都要来见见老朋友们。

在任时，董宗祥对中国科协科技扶贫干部关照有加。原因很简单。董宗祥说，中国科协开展长期的科技扶贫，不仅把科技生产力带给了吕梁、给吕梁发展以造血功能，更重要的是，科技扶贫干部把科学的思想、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到了吕梁，改变了吕梁人的落后理念，提高了群众的整体素质，“这是实实在在的，比多挣钱更有力量”。

“‘科技扶贫’4个字，对吕梁这样的穷困落后地区，有很强的针对性。”董宗祥说。

回望后展望：吕梁未来还靠科技

花德荣是和董宗祥一起来看望科协老朋友的。他是吕梁地委行署原副秘书长，1986年~1994年任吕梁地区扶贫办主任。论起来，他跟科技扶贫干部交道最多、交情最厚。

“30多年了，中国科协的扶贫干部还千里迢迢回来吕梁，操心这儿的发展情况，又是捐科普图书、又是关怀青少年网络科普教育，都七八十岁的人了，还想着再为吕梁做点事儿……哎呀！”看到老朋友们也一个个头发花白，花德荣感动：“说实话我现在都管不了那么多了……”

跟科技扶贫干部共事的近10年，是花德荣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也是他觉得“一生中最有意思的”记忆。那些年看到大家全心全意勤勤恳恳想办法帮助吕梁，他“精神非常受感染”。

除了叙旧，在跟老朋友们的座谈会上，花德荣和大家一起展望了吕梁的未来。

“中国科协打起科技扶贫的旗帜，影响是很深远的。”花德荣说，国家和各级政府拿出很多资源和财力开展脱贫攻坚战，靠什么？靠科技就对了。

接下来，花德荣觉得，现在吕梁已经有了绿水青山，下一步就是如何依靠科技这个生产力，变成金山银山的问题了：“站在全国乃至世界发展全局的角度，吕梁能不能上马一些时代发展需要的科技项目？”

翟晓斌提到，当他在华为山西（吕梁）大数据中心看到吕梁已经在前沿信息科技领域开始着手布局，很让他感叹：当年还是扶贫团在帮助临县水泥厂技术改造时，装上临县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如今吕梁发展大数据和信息产业，让他很期待。

2020年4月，中国科协发布《中国科协2020年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拟组织百个“科技服务团”与地方共建百座技术创新枢纽城市，开展“科创中国”行动，山西吕梁就是目标城市之一。

“希望我们下次再来吕梁，还能看到吕梁的大变样！”大家相约，有机会还要再回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李象益由于其他重要安排，不得不在“回望吕梁”途中先行一步。不过，在9月12日回访团返程当天，他不忘跟各位战友分享他的心情：

“阔别30年，重回故里。看今日，吕梁如画，换了人间；忆当年，锦瑟年华谁与度，战友同行；今相见，老区亲人，情深意切分舍难；扶贫路上阳关道，快马加鞭，喜望明日更灿烂。”

——2020年9月12日，祝愿吕梁的明天越来越好，李象益致意。

来源：中国科学报

责任编辑：孙艳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