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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国心理学快速发展的机遇与可能性
我国心理学经过半个多世纪曲折的发展,正面临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首先,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变革对心理科学提出大量的需求,同时也为心理科学的发展提供动力。一方面,我国经济上已进入社会矛盾瓶颈约束时期。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的关键期和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GDP总量在过去的26年间增长了10倍。2005年,我国GDP已经超过2.2万亿美元,人均GDP为1703美元。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400美元。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空前的社会变革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带来各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和政治生活两方面的快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开始凸显:人们生活和工作压力明显增大,各种应激和心理行为障碍大幅度增加,数千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障碍、精神疾病或者行为问题的困扰,吸毒问题、青少年问题、亚健康问题、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据推算,到2020年中国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
其次,信息技术和神经科学研究技术对心理学的渗透,为解决我们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并打开新的思路。信息时代超强的追踪、监控、行为分析技术,使得心理学家对人类心理和行为观察更加及时、系统。脑科学发展,特别是fMRI、ERP、PET、EEG等技术出现和进步,为心理和行为研究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观察手段。而基因与遗传科学的发展,使得有可能建立从基因到环境多层面模型来预测人的复杂行为。
最重要的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上述决定对我们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促使我们从“国家任务”的高度去思考心理科学的使命和责任。
因此,研究心理科学如何为构建我国和谐社会服务,特别是研究如何针对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和心态,探索如何发挥心理学作为严谨的行为科学的传统优势,并与包括脑科学与遗传科学在内的最新的生命科学技术有机结合,从重大基础研究和实效应对措施两方面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健康的发展是当务之急,更是我国心理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
四、 我国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心理学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心理学在我国社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学习心理学领域做出了相当突出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心理学为我国的航天和航空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认知心理学以及最前沿的认知神经科学也已经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脑科学与认知科学”被列为八大前沿科学问题之一。2005年一年间,科技部就在这个领域布局成立了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多个国家级重大或重点研究项目。
但就目前心理学学科的研究重点和布局来看,针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的研究还非常少。因此,应该及早考虑集成心理科学、行为和社会科学、脑科学、遗传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专长,针对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启动关于这个方面的重大基础和应用研究。
正如其它任何学科一样,心理学也不是万能的,并不说仅仅依靠心理学,就能解决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所有问题。但心理学有可能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各个不同的环节都发挥作用。从总体上看,和谐社会的建设无非包含个人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层面。 社会历史文化层面涉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状况;群体层面涉及各类国人的组织(正式的组织和非正式的组织)的动力特征和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个人层面则涉及个体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因此,党中央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方针是一项多层次全方位的工作,既包括设施方面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人文方面的软件建设;既关注宏观的社会文化,也关注微观的个人幸福;既强调制度的公正合理,也强调调控体系的多元化和科学性。心理科学要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就需要从上述的三个层面去寻找有效的靶点和结合点。
从目前的情况表明,经过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和努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很有前景的切入点。比如,在个人层面,近年来关于国民心理健康的研究和实践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各种心理治疗机构大量涌现。而在基础研究领域,国家也启动和完成了多项关于精神性疾病的重大基础研究,从遗传学脑科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精神性疾病的机理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在群体层面,较为突出的是社会预警和危机应对方面,心理学工作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被国家有关部门所采纳。在社会文化层面,文化与人格的研究,跨文化的比较以及社会心理学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在我国都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积累,而有关社会认知与情绪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正在国内一些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中悄然兴起。
尽管如此,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还比较零散,有的还处于摸索阶段。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缺乏系统的基础研究,而且越是接近宏观的制度与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相关的基础性的研究就越少;另一个是研究的成果往往是一些调查数据或者较为宽泛的理论论述,缺乏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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