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心里记住吴老的名字是2006年9月，那时我正在做吴老的五哥吴征铠先生的节目。在扬州的吴家大院里，人们不无骄傲地给我讲起吴家三位院士兄弟的故事。

　　在做完吴征铠先生的节目一年后，接到了吴征镒先生的选题，当时正在四川成都出差。

　　从成都回北京后，我马上奔赴云南，去见吴老。91岁的吴老气色红润，思维敏捷清晰。几天下来，身边的学生给我讲了很多吴老的治学为人之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说起吴老时，总是习惯性地说，我们吴老。我想这四个字应该最好地表达了所有他们对吴老的感情。

　　带着对吴老的敬意回到北京，不止一次地跟同学朋友说起过这位老人的故事，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吴征镒。在纷繁复杂、热热闹闹的今天，还好有像吴征镒这样的知识分子，让世人每天津津乐道于股市、不断涨价的房市、混乱迷茫的价值观时，有吴老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栋梁气魄，什么样的人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

　　做吴老的节目时，心里总在想，如果中国没有吴征镒先生，那么这一百多年来的植物学史将会少了多么精彩的一个篇章；如果没有吴征镒先生，那么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又将会少了一位如此有风骨有才情的中国人……

　　幸好，我们有吴老，在历史的每个拐点，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丰碑，或为学，或为人。第一次见过吴老之后写的小总结，放在这里与大家共飨。

　　他被誉为“植物电脑”；
　　他主编了《中国植物志》，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
　　他在文革中，边烧锅炉边凭记忆整理了三卷本的《新华本草纲要》；
　　截止到2005年，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58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吴征镒先生跟我说，他觉得自己一生可以概括为：“无才未敢忘忧国，有福方能坐读书。”因为如果不是逢到治世他就不能安心做研究，不可能到世界各地去采集标本，不可能完成《中国植物志》；如果不是五哥吴征铠的资助，他就不可能完成在清华的学业，至于能否从事一生钟爱的植物学研究就不得而知了。

　　在许多人眼里，吴征镒是一个书呆子，“哪天不看书就觉得白活了”。其实如果仔细了解他的人生经历，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内心有着栋梁气魄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

　　吴征镒的出世并没有给吴家带来吉祥和如意，本来喜爱他的爷爷在他出生一年后突然去世，迷信的奶奶认为吴征镒是花妖临世，害死了爷爷，从此非常讨厌他。可以说他的童年很孤独，得不到家人的宠爱，于是一个人在家里的花园里玩。有一天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了1919年商务版的《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太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于是他开始每天在花园里对着书上的图找各种各样的植物。这似乎也是为他日后成为植物学家做了一个命运般的铺垫。

　　吴征镒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朱自清、闻一多、吴韫珍、李继桐。前两位的气度和人格影响了它，后两位是他治学和为人上的导师。1939年——1948年，吴征镒用了十年时间整理了近3万张我国的植物卡片，这为后来编写《中国植物志》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

　　1942年，西南联大，他的恩师吴韫珍在贫病中去世，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一心想着科技救国的吴征镒认为，科学搞好了没有国有什么用？于是他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建国初期，他作为党委书记负责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组建工作。1955年，他当选为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但是1958年，他坚决带着全家离开北京到云南定居。他说，如果我在专业上不做出成绩，对不起我这个“学部委员”的头衔。于是他选择了中国植被最为丰富的云南作为永久的定居地。

　　除了强烈的兴趣，吴征镒也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在做植物学的研究。

　　在云南每年他都要花至少三个月的时间到野外采集标本，完成《云南植物志》；花甲之年他两次进西藏，完成了《西藏植物志》； 2004年，《中国植物志》出版，他作为主编负责了其中的54卷82册，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其他的部分是老一辈植物学家钱崇澍、陈焕镛、林镕、俞德浚负责完成的。《中国植物志》的完成不仅是给中国一万多种高等植物做好了人口簿，更是吴征镒完成老师遗志、为后人留下宝贵资料的过程。从任主编到出版，他耗了近20年的时间。

　　除了作好植物分类之外，吴征镒认为下一步应该做好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工作。这一点他觉得自己没有做出足够分量的工作，一直觉得很不安。

　　早在1961年，吴征镒就提出了“开发热带作物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区，以保存和继续观察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的建议。
　　
　　1959年我国曾经在云南建立过一个生物地理群落观察站，准备以实验的手法来观察植物的生长发展和变化，但此事不幸夭折，为此吴征镒竟然潸然泪下。

　　可见植物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而是生命的载体，他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关注着地球上的每一种植物。当时的记录如下：
　　
　　“在大勐龙的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观察实验站，自1959年开始工作，已历时五年，乃于1963年3月在景洪召开四年（1959-62年）实验工作总结，除李庆逵和我外，还有竺副院长和北京植物所汤佩松所长。四年来的实验记录已可见群落下土壤中矿物质的流转情况，但由于林中小气候梯度观察一直未能进行，待到1964年而终于夭折，甚为可惜。此站如工作至今，当为世界上在热带林内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先例之一。当所内议决将此站并入勐仑植物园时，我不禁下泪。从此，结束了我对热带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可能，也从此杜绝了我踏入实验室的脚步。”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继承恩师遗志、发展中国植物学的使命感，正是有了对植物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和好奇心，吴征镒才有了无数次的翻山越岭、穿越高原的动力和勇气；才有了为采标本险些被泥石流冲走的经历；才有了看到新的植物标本时乐得像个孩子似的表情。因为在他眼里，植物是一个个的生命，与人类一样的生命载体。

来源：央视《大家》

责任编辑：赵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