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院士是中国科学界的大家，更是一位慈祥、朴实、率真的老人。他今年将近90高龄，如果没有特殊活动，他一般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九点，走进他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科院地质所办公室，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2006年2月22日——一个平常的工作日，笔者走进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与这位具有“大家风范”的科学家进行了3个小时的访谈。此前一天，刘东生院士到中科院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给研究生们上课。课程的名称叫“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中国地球科学”。90分钟的课程，他坚持站着讲完。

   　 访谈中，刘东生院士谈到了他早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学习工作的往事，开展黄土研究的历程和感悟，以及他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观点。

    　“学地质能更好地救国”

   　 刘东生院士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一所传奇性的大学。60多年后的今天，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怀念，主要源于这所仅存8年之久的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辉煌成就。和刘东生的谈话，自然从西南联大开始。

    　“在西南联大，我当初学机械，是因为当时受到了工业救国这一思想的影响。但是，当时工业并不发达，在抗战中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就萌发了改学地质的想法。”刘东生背靠沙发，春天和煦的阳光透进窗内，他像一位邻居家的大爷，讲述陈年往事。他说，有三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促成了他对专业选择的转变。

    　“抗战期间，国家需要大批铁矿。在昆明附近，有个易门铁矿。”刘东生院士回忆道，易门铁矿1937年刚刚开采。但当时并不知道易门铁矿的真实储量和开采价值。当地政府就请了西南联大地质系谭锡畴教授前去勘查，谭锡畴是地质界的老前辈。他根据当地的地质构造、矿产类型、矿藏质量、保存状态等，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值得开采的大矿 。

    　“我们觉得很神奇。”刘东生说，谭老先生到易门转了一圈，就知道了那儿的矿产储量，决定了当地的命运。“我那时刚从中学毕业，觉得地质研究很神奇，很了不起，这样可以发现自己的资源，这对国家抗战非常有用。”

    　随后，不经意间看到的一篇文章，使他看到了地质研究与抗战救国的内在联系。“当时，在昆明有份很有名的报纸叫《益世报》，在这份报纸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论抗战和乡土研究》，“这文章是我后来的老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专家杨钟健写的，文章讲，只有了解自己的家乡，才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才有抗战热情，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家乡。”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走上哪条生活道路则充满着机遇和偶然性，这篇文章给刘东生启发很大。“家乡的山山水水必须认识它，你通过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地质学。通过地质去认识家乡的美好，山是怎么形成的，水是怎么变化的。年轻时就这么一个挺简单的思维，使我通过这文章萌生了转专业的念头。”云南秀丽的风景使刘东生更是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放弃学习机械，改学地质学。

  　  发生在1938年9月28日的日本对昆明的轰炸，使刘东生真正把自身的兴趣和国家的需求结合了起来。“这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我们当时躲在西山上看，20多架飞机从北边飞到昆明上空，炸弹直接投到西南联大的校舍。我们有个姓林的同学，9月27日从天津到昆明的，28日当天躲在宿舍屋檐底下，房顶上的瓦经炸弹震动全部溜了下来，砸到他头上，当场死了。我们班当时好几个同学受了重伤。”

    　回忆起这些痛心往事，刘老的话语中带着沉重，“那个时候，我们抗战的心情非常强烈。甚至有些同学觉得，念书有什么用，干脆上前线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下定决心不学机械了，改学地质，觉得学地质比学机械对自己更加适合，对抗战更加有用。”

    　今天，当我们回味这三件事的时候，会看到了一位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所作出的选择——自身志趣和祖国命运的充分结合。这是一种大敌压境、国难当头的年代，一个青年对自身专业所作出的恰当选择。

    　“选择最好”

    　即便是在今天的大学里，转系、换专业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那么，成就了这位日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泰勒(Tyler)环境成就奖得主“转系”愿望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刘东生眼中究竟有什么特色？对今天的高校有什么借鉴？

    　“有关西南联大，大家已经谈了很多。我自己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学术空气比较自由，同时大家都有一种'选择最好的精神’，老师选择最好的学生，学生选择最好的老师。一方面，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最擅长的领域开课，学校也经常请院外的人来做学术报告；同时学生可以自己组织、选择自己的一些社团活动。另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志趣，选择最好的、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和课程。学工科的学生，也可以改学自己感兴趣其他学科，可以选那些文学、历史等方面著名教授的讲座。”

    　西南联大当年大师云集，真正在实践着“坚、毅、刚、卓”的精神。“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家给我们讲课，不是仅仅讲文学，而是将文学和国家局势、做人的道理结合起来。其他专业的老师也一样，他们讲授知识的同时，给我们也传授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刘东生说，听大师讲课，可以使得自己研究的境界，也跟着提高了。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在制度上也富有弹性。“学工科可以救国，学文科也可以救国。但不同人有不同的兴趣、爱好。结合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专业，可以学得更好一些，更容易出成果。” 刘东生院士认为，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并不知道那个学科对自己更适合。这就需要给同学们进行自由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包括学生选择老师、专业、课程的机会，也包括选择学习方法的机会——西南联大给学生这种机会。

    　“我觉得，研究生院应该多请一些国际上的大师级人物，给学生造成一种比较高的研究的氛围。”刘东生认为，“对研究生来说，大的研究方向基本确定了，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研究生应该在课程、教师等方面有选择的空间。这不是随便自由的流动。今天的大学应该有个自由度，这样对学生可能更好。

    　要和一流科学家在“一个锅里吃饭”

   　 刘东生1942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科学研究机构。1913年，地质调查所成立，由从英国学成归来的丁文江任所长。地质调查所早期设在北京,后迁往南京。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又曾迁到长沙、重庆。从1913年地调所成立，到1950年撤消，这一中国最早建立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走过了37年的光辉历程。中央地质调查所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地质科研与教育的机构，它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和科学振兴的需要。

    　刘东生认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是解放前中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地质调查所有三个职能，科研、地质矿产调查和人才培养。在地质调查所成立30周年的时候，当时物理学界、工程学界等的专家认为，当时的地质学是中国自然科学方面的带头羊。走向世界的前面。”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作为国立研究机构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何能一支独秀？“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 比如抗战期间，发现了玉门油矿，对抗战发挥了很大的贡献，这是地质调查所的光荣。另一方面，在研究方面，它不停留在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上。它立足于中国实际，站在国际同行的水平，和世界一流科学家在一个锅里吃饭。”

    　“比如，杨钟健先生研究恐龙，以前国内没有人研究过，他一发现新奇的东西，就直接和德国古生物学家许耐(Huene)直接联系，发现和他所研究的欧洲的恐龙是一回事，他们两个人就有效的沟通了。这说明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在一个水平上，杨钟健先生是站在国际同行之中、而不是之外的。”

    　这对今天的研究生教育有什么启发意义？刘东生说，“我现在鼓励研究生、年轻人，不要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国际同行从事的工作是两回事，而应该认为，我们是研究的是同一个科学问题。要真正做到'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