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钧作为我国地理学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在1981年我国提出进行国土开发整治的重大任务不久，就指出“国土整治所涉及的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大规模改造自然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与后效预测，地区建设和生产力的总体布局，各项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合理安排，以及不同地域范围环境的综合治理和保护等问题，归根结底是要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而这些正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目标。国土整治和地理学两种研究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从事国土整治工作可以促进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于是，他倡导地理学要为国土整治服务，并动员地理学界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不顾年老体弱，身先士卒，亲临青海和贵州进行国土整治的考察，主编《经济大辞典—国土经济·经济地理卷》，担任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和《地理学与国土研究》学术刊物的顾问，写成《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专著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与此同时，他的倡导得到全国地理学界同行们的响应和支持，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研究国土整治问题的热潮。吴传钧在复兴和发展人文地理学，深化地理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我国现代地理学，一方面是按照苏联的模式，以自然地理学为主体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度忽视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甚至片面接受苏联部门统计学派的观点，对人文地理学进行地理虚无主义的批判，使这门学科受到了摧残。另一方面，我国的地理科学同世界各国一样，专业分化越来越细，一度忽视了地理学综合研究。“文化大革命”后，吴传钧和李旭旦为扭转我国地理学重自然、轻人文的不平衡局面，于1979年率先提出要复兴和发展人文地理学，并做了大量促进工作。他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分支，分别兼任全国第一个人文地理研究所和第一个人文地理学术刊物的名誉所长和顾问，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全国人文地理学研讨班等。

　　1986年他在全国地理学大会上宣读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的论文，指出“协调好人地关系是当前最迫切的全球问题。研究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立足点，也是人文地理工作者的用武之地，更是这门学科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一见解已被全国地理学界所认同，从而使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大大加强，并促使整个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向纵深发展。

　　吴传钧积极组织国内与国际学术活动，或短期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单独或率团出访英、法、苏、美、日等近20个国家或地区，多次卓有成效地组织双边、多边、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国外介绍我国地理学的进展，增强与各国的学术交往，做了许多沟通我国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工作。1984年，他率领中国地理学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学大会期间，同各国代表团团长进行协商。经过他的努力，终于恢复了我国在该会的会籍，为中国地理学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开辟了道路。吴传钧还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繁忙的工作中，特别重视培养又红又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青年地理学工作者这件大事，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经常到大学讲课，指导地理爱好者撰写论文，辅导身边的年轻同志，带助手，而且作为硕士、博士、博士后导师，从1961年起，先后为地理学输送了国土整治、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专业的高层次中青年科技人才。这些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地理教育和研究的骨干和中坚。

　　吴传钧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160多篇论著。曾获得中国科协“周培源国际科技交流大奖”。他参与编写的《中国海岸带与海涂资源调查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1000000 中国土地利用图集》、《中国土地利用》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专著《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中国经济地理》等，对国土研究与规划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吴传钧早年回国后，受地处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教授聘请，到该所工作。1953年，这个所被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并于1958年由南京迁到北京，吴传钧历任该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等全国性学会的正副理事长、秘书长，一些兄弟研究所和大学地理系的研究员、教授，《地理学报》等7个全国性学术刊物的顾问、主编、副主编，以及《中国地理学家》等3个外国出版的学术刊物的编委、联合国大学科学研究协调员、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等数十个职务。

　　吴传钧作为一名科学家，具有崇高的思想品格。虽然他身居高位、成绩卓著，但虚怀若谷，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受到同行们的尊敬和爱戴。

来源：九三学社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