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同行 服务经济发展 中国地理学会的百年之路
2009年10月30日

  “中国地理学会的创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地理学从‘舆地’之学向现代地理学迈进,新中国成立后,地理学会结合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需求,团结全国地理学界,有力地推动了地理研究与教学,促使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0月17日,中国地理学会百年庆典在北京举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在回顾100年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以及历代地理学家为中国地理学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时,作了上述表示。
 
  作为地理学研究工作者的学术团体,正如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在地理学会百年庆典活动上指出的那样:“100年来,中国地理学会在张相文、竺可桢、黄秉维等几代地理学家和历代理事会的领导下,团结、凝聚、培养了地理科技工作者,推动了我国近代地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百年积极探索 高歌猛进
 
  “在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一批地学方面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河流、山川、矿产、风土人情等,西方地理学的著作和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学者开始研究地理和历史。”在接受中国科协网在线访谈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院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出现,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中国近代地理学最关键的是1909年, 这一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张相文为会长。”1910年,学会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地理学术刊物《地理杂志》,发表了具有近代地理学萌芽性质的文章和地理考察报告。北京师范大学赵济教授介绍说:“这是我们国家最早成立的三个学术团体之一,这也是中国地理工作者最早的工作之家。”地学会的成立和《地学杂志》的创办,“标志中国地理学从尝试型向科学型跋涉,从表象描述向深层次研究进军”。

  “应该说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起最大作用的是竺可桢。”中科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施雅风在回顾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时,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

  1921年,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竺可桢先生在东南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理系,开始培养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地理研究中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1934年,丁文江、翁文灏、竺可桢、李四光和胡焕庸等在南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创办了《地理学报》,从此,我国近代地理学开始蓬勃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相继开设立地理系,地理学在中国终于发展成为独立的现代学科。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碚成立了中国地理研究所。

  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就。1940年,中国地理研究所组织的嘉陵江和汉中盆地考察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综合考察。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创立了中国人口分布地理线,“这是中国地理学上的重大发现,直到今天,这条人口分布线对中国自然地理和人文经济地理的地域差异,仍然具有透彻而雄辩的解释”。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合编了《中华民国新地图》,并出版缩编本《中国分省图》,开辟了中国近现代地图事业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理事业跨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50年,在竺可桢的领导和策划下,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为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开始肩负起引导和组织全国地理工作者的责任,以及推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的任务。合并后中国地理学会发展迅速,50年代各省区陆续成立地理学会或分会,60年代以来各专门委员会也陆续成立。

  1953年,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竺可桢担任理事长,在他的领导和筹备下,同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该所在中国地理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地理学会拥有全国会员2万人,学会下设19个专业委员会、8个分会、6个工作委员会,联系地方学会31个(未含台、港、澳)。主办与联合主办有《地理学报》、《地理学报》(英文版)、《冰川冻土》和《中国国家地理等10种学术和科普刊物。

  今天,我国的地理学已建立了相当独特和完整的学科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宏大的地理学研究和教学队伍,10多个地理学专业研究所,在150多所大学开设了地理专业课程。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指出:“到现在为止,我国的地理教育已对全国培养了数以几十万计的教师和各类管理与研究人员。”

  同时,中国地理学也在走向世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地理学家在愈来愈广泛的程度上参与了国际学术交流。

  中国地理学会作为中外地理学界交往的桥梁和纽带,早在1949年,中国地理学会就派林超教授赴葡萄牙出席第16届国际地理大会,并出席了国际地理联合会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地理学会申请并加入了国际地理联合会。

  1978年10月,以黄秉维、吴传钧为正副团长的中国地理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次破冰之旅打开了中国地理学家与国际交往的大门。

  1985年,中国地理学会恢复了在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的合法席位,此后,中国地理学会参与发起建立了国际冻土大会、国际地貌学大会,创建国际冻土协会(IPA,1983)和国际地貌学家协会(IAG,1989)。自1988年至今,吴传钧、刘昌明和秦大河先后连续当选为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


  六十载与社会同行 成绩斐然

  地理学是一门“学以致用 ”的学科,地理学成果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向来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对政府的决策支持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早在1914年,中国地学会张相文会长等农商部委托,赴西北调查农田水利,提出了引黄灌溉,发展农业的建议,被政府采纳。
 
  “竺老反复强调,地理科学只有通过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带动地理学的发展,才能够解决问题做出成绩,才能为社会所公认。”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原副所长李文彦研究员在谈到地理学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说道。从1953年起,竺可桢按照国家总的计划,总负责《中华地理志》的编纂,李文彦研究员参与了经济地理部分的编写。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地理学家们参与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竺可桢总负责的一些列大规模综合考察。“三江平原丰润的湿地间走过中苏联合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队;辽阔西部的戈壁滩、沙漠、绿洲、草原同时迎来了周立三院士等地理学家参与、领导的几支综合考察队伍;施雅风院士组织领导了新中国首次大面积的冰川考察。”

  回忆起当年的那段考察经历,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施雅风院士说:“进过很多年的努力,前后组织了好几十个人参加,我们编辑了详细的《中国冰川目录》,里边详细记录了近五万条冰川,总面积接近六万平方公里,在苏联、中国、美国、加拿大四个冰川最多的国家中,我国的冰川面积是居首位的。”

  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和土壤地理学家孙鸿烈院士等组织领导了青藏高原综合考察。“从我1961年调到北京以后,几乎是我这一辈子在搞青藏高原调查研究。有幸在这么一个特殊地区,能够做点工作,使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对青藏高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走在世界前列,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孙鸿烈院士提起自己的研究经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65年,陈述彭院士组织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是全面系统反应我国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第一部大型综合地理图集。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地理学会组织地理学家完成了多种全国性专题地图集与区域性的综合地图集。这些地图集涉及长江三峡生态与环境、全国地方病与环境以及自然保护等。

  刘岳等组织编制了《中国人口地图集》,采用的计算机制图技术与自主的软件系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上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黄秉维教授提出了水热平衡、化学元素地表迁移和生物地理群落等新的研究方向,这些成果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李文彦研究员介绍说:“从学科的角度来讲,黄(秉维)先生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在1956年提出了要研究地表自然过程、现代自然过程,这是发展地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周立三、吴传钧和邓静中等对中国农业地理条件进行了系统的区划研究,制定出科学的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杨桂山介绍道:“周立三先生作为我们国家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综合农业区划和国情分析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他的带领下,将全国划分为10个农业地区,38个二级区,揭示了我们国家的农业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的地区差异。”
 
  三十年服务经济发展 人才辈出  

  1979年、1980年之交,历经十年浩劫,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杨尚昆、习仲勋等接见了会议代表,并肯定了地理学为国家建设所作出的贡献。这次会议揭开了我国地理学新时期大发展的序幕。

  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地理学家们投身于淮海平原大面积治理与农业发展的大规模科学研究,查清了淮海平原农业自然资源,研究了旱涝成因和灾害防治,对改造低产田提出了解决方案。著名地理学家左大康参与组织了这项工作。

  从1982年起,全国各个地理研究单位和大学的三分之一的地理学家受政府委托,进行了区域性的国土开发战略研究和国土规划编制工作。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吴传钧院士领导下的研究团队编制了我国百万分之一土地利用图及专著,经济地理学在为国家和区域发展规划的研究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陆大道院士指出:“吴传钧院士是我国现代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倡导并且实际组织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一些的新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发展。他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指导了中国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他带领中国地理学走向了世界。”

  新技术革命春风强劲。陈述彭院士在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地理学研究和应用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原所长童庆禧院士指出,随着卫星遥感的发展,陈述彭院士积极主张倡导了遥感技术应用于地理学,因此,他把遥感技术这门以技术为主的学科应用到地理学研究,从这方面来讲,陈老是我国遥感技术的主要开创者之一。

  中国地理学在青藏高原综合考察中取得突破性成果,为在世界屋脊上铺设和开通青藏铁路,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程国栋院士等在攻克青藏高原多年冻土难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运营,铁路入云霄,中国地理学家的足迹,刻印在世界最高的地方。

  中国有着面积广阔的沙漠和干旱化地域,朱震达研究员在这个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王涛所长在谈到朱震达研究员的成就时,这样说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朱震达应该是我国的沙漠研究之父。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沙漠和沙漠化科学的发展,从无到有,填补了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学科空白,同时也为国家在沙漠地区的生态建设、重大工程、资源利用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水文和水资源学家刘昌明开创了水文过程和水资源研究。他通过产流和汇流模型,观察降水、地表和地下水、土壤水和植物叶面水的水量转化,提出了水分循环蒸发计算数学模式。他开展的对华北平原农田水循环及节水调控机理研究,为华北平原实施节水农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刘培桐、章申、谭见安等一批化学地理学者,开展了具有创新性的污染源的调查、大区域环境背景值研究和地方病病因研究,开拓了地理环境与人类健康关系的医学地理学,揭开了我国大规模环境污染治理研究、环境与人口健康关系研究的序幕。侯仁之、谭其骧关于历史地理研究,出版了众多关于我国古代政治变迁、城池演变、战争、水利等变化的著作、地图集,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地理学家还走向遥远的地球之端。秦大河院士是曾先后三次来到南极的中国科学家。回忆起那段科学考察经历,秦大河院士说:“当我站在地球的最南端,展起五星红旗的时候,作为一名中国地理工作者的自豪感是不可用语言所描述的。”

  改革开放事业前无古人,中国地理学原来越积极和深入地投身于国家重大决策和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院士参与了国家计委领导编制的《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工作,组织和参与了《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和《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等国家级规划的制定,以及众多发展战略研究与规划。同时,他科学地构思了我国生产力布局和国土开发的框架,提出了“点-轴系统”模式和以海岸带及长江沿岸为国土开发、经济布局战略重点的“T”型宏观战略。
 
  2008年初春,中国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在抗震减灾现场,活跃地理学家的身影。他们提交的分析报告和应急救援及恢复重建方案,为国家决策层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治和社会及经济舞台上,有着地理学家如此活跃的身影,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一百年来,中国的地理学从最初的地貌描述型阐述,发展成今天包含多种学科知识的现代研究型学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地理先驱们创造的丰功伟绩,为中国地理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薪火相传, 众多的地理学新秀开拓进取,脱颖而出,年轻一代沿着先辈的足迹,朝气蓬勃,满怀信心,迎接新的百年。(房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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