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点，我想中国科协是由一个很大的体系组织起来的，包括在座的很多是省、市来的。那么我们要研究一下中国科协这个结构的基础组织，就是最后办事的基础组织。这个基础组织是什么呢？首先，想一想什么叫基础组织？同志们也建议过是否叫细胞？细胞也可以。但还是不太清楚。我想，根据刚才讲的那一条，就是我们科协的单位要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基础组织就是能够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或者说能够自治的工作的）单位。根据情况，基础组织有大有小。譬如说，一种类型的就是学会、协会、研究会，这就有大有小。中国最大的是中华医学会，它下面还有20个分会。当然也有很小的，有的就是一个方面的。所以，基础组织的一个方面就是学会、协会、研究会。第二个方面就是厂矿科协。这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城市里生产活动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乡镇的科普协会，乡镇的科协。乡镇科普协会、乡镇科协、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都属于这个方面，这很重要。

　　原来我讲的就是这三大类。最近，高镇宁同志给我一份文件，是说今年5月9日至13日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召开了全国高校科协工作研讨会，中国科协办公厅副主任参加了。那么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专院校的科协。我想这跟我刚才说的三大类都不一样。大专院校的科协很重要，几十个院校都参加了。有不少大专院校组织起来了，很积极。我们要研究，大专院校的科协怎么搞？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大专院校的科协不能再重复前面的三类。大专院校有大量的学生，而现在的学生据反映，往往知识面很窄，实际的东西不知道，实际工作能力差。这样大专院校的科协实际应办成接近外国叫“科技促进会”这种性质的组织，通过综合性的学科交叉的讨论，开阔这些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眼界开阔，而不只是他们学的那一些和他们感兴趣的那一点东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他们要理解，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他们要知道。大专院校科协的问题要研究。

　　基础组织就是这四大类：学会、协会、研究会；厂矿科协；乡镇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大专院校的科协。它们的工作我们要研究。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科协是一个很复杂的组织体系。基础组织有四类，每一类又有很多单位，有省一级科协组织，还有市科协，又有全国的中国科协。许多基础组织，许多层次，组成了一个系统。研究中国科协学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要考虑一种结构，它内部的关系，它的协同，怎么做好？这是指我们内部。还要考虑中国科协对国内的这个环境要协调好，因为我们是纽带和助手，真正要办事，很多事不属于我们这里的，是国内其他部门办的，我们怎么搞？要协调好，不闹矛盾。我们是服务的，是助手，这个助手要当好。中国科协是一个系统，内部有一个结构，跟外部、周围还有一个关系。这个系统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

　　中国科协还要跟全世界有交往，这个也不简单。今年3月下旬我和高镇宁同志到英国、西德，我深有感触，我们这一套跟人家那一套完全不一样。人家有科学技术组织，但没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跟人家交谈，你说你的他不懂，他说他的你不懂，没吃透，怎么跟人家交往？！我们的交往很多，跑的地方也很多。这个情况，上星期听张维和王大珩两位副主席谈到过访问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的情况，一听很清楚，东欧国家的科协是苏联模式，科协只有工科、理科，医学是另外的。所以，跟人家打交道怎么个弄法？英国、西德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有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是由历史形成的。他们的历史跟我们不一样，社会制度也不一样，所以跟他们交往怎么搞？必须很了解人家的科学技术组织，他们怎么干事。只有很清楚，才能有个说法，提问题才能提到点子上。

　　这就是说，我们要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来考虑我们中国科协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而且是开放的体系，有一个交往的环境。这个环境有两部分：中国的环境，还有世界的环境。我们务必注意这两部分环境的变化。国内环境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日新月异。世界环境也因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风云多变，真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环境变了，中国科协的工作也得相应调整。这是用系统工程观点看中国科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结论。

　　具体怎么做？我想除了这个理论的倡导之外，就是要总结实践的经验，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有30多年的经验，这是几万同志的实践。我们有理、工、农、医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组织，而且各省市的科协也有丰富的经验。今年5月30日《光明日报》第1版就报道了上海市科协改革的许多好经验。各省市都有好的经验，一定要认真地总结。另外，外国的经验、外国的科技组织，它们搞了很多年，一般历史都很长了，因为他们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得早一点。这里头确实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可以供我们参考。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他们有许多工作确实是自治性的，是经过集体、学会或什么会的研究定下来的，大家就按这个办。这些经验我看还可深入地考察一下。还有，比如说经费来源是多方面的，政府津贴一部分，或者主要不是政府津贴。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们的经费自筹的占相当比重，一是收取会费；二是通过咨询工作，还有一些其他活动。我想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事。要独立自主地工作，积极主动地工作，也应该积极主动地找点钱，不能都依靠国家来给钱。当然，在这点上我们不可能一下做到，也做不到。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的性质不一样，因此，自筹一部分经费的可能性也不完全一样，不能一刀切。当然，我在这里讲探讨外国的经验，决不是说就是照搬外国的东西，因为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历史不一样，我们不可能照搬国外的东西。看了外国的东西要经过分析，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启发，合乎不合乎我们的国情，合乎不合乎我们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可行的，确实是好的，那么再把它吸收。吸收也不可能是全部照搬，而是经过分析，吸取什么，什么不能按他们的办。咱们说要研究外国的经验，不是说埋头研究外国科技组织的历史，那会是没完没了的，成了历史学家了！可别陷在那里头，我们要分析现在的。现在怎么搞是最主要的，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吸收的。跟我们无关系的不要花时间去研究。

　　以上就是我想到的咱们要开展“中国科协学”研究这个工作的几点意见，怎么做的几点意见。

　　最后，“中国科协学”这门学问不要去研究中国科协各个部门应该怎么设置。我觉得这样的具体问题是在中国科协学搞清楚以后自然而然就清楚了，现在实用的学问还没搞清楚，就陷在具体事务当中去了，没有多大必要。

　　这就是我能够讲的几点意见，只能叫发言，仅供讨论、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注：此文原是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钱学森于1987年7月9日在“中国科协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92年9月，中国科协出版《中国科协学》，定为“序”时，作者于1992年7月作了部分修改。）

摘自《中国科协学》

责任编辑：赵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