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不期而至的信函

　　2000年10月的一天，赵致真刚回到他的武汉电视台台长办公室，就从传真机里收到一份信函。传真是意大利特里亚斯特国际基金会主席保罗·布迪尼奇先生亲自签发的。信函的内容令赵致真有些意外，他被告知获得了该年度意大利普里莫·罗菲斯国际科普奖。这个奖项被称作科普界的诺贝尔奖。许多科学界著名人士，包括法国前宇航和空间部长兼国防科委主任胡伯特·卡里恩、意大利公共部长安东尼奥·鲁伯提、德国慕尼黑博物馆馆长彼得费哈默、捷克国家博物馆馆长简诺塞克等都曾荣膺过这项大奖。赵致真还来不及消化这一通知的全部意义，但他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早晨有些不同寻常。

　　通知中说：“我很荣幸地通知您，特里亚斯特国际基金会一致通过，授予您1999年度普里莫•罗菲斯国际奖，以表彰您作为科普电视带头人，在中国通过大众传媒普及科学知识所做出的贡献。”阅读着这短短的文字，三十余年从事科普工作的经历从他脑海里匆匆滑过，记忆里的所有细节，比眼前的字迹更加真实和清晰。一张跨越空间的纸片，又引领着他穿越时间。一个国际大奖，或许不能够抵消他几十年的坎坷，但它无疑证明了他的价值。在这条寂寞的道路上，他感觉到了他人默默关注的目光。后来，赵致真把这份获奖通知给母亲看。这位87岁的老人虽然不懂英文，但却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有不少人问赵致真：“为什么意大利奖励你？你做的事和意大利有什么关系？”所以赵致真在他的领奖词里写下了这样的话：“在这个我们共同居住的行星上，人们彼此都是紧密相关的。每个人在地球每个角落做的每件有价值的事，都会被看做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为他的祖国和身边的人服务，实现为全人类共同进步事业服务，并且得到承认。”

　　颁奖典礼是1999年12月18日在遥远的意大利海滨城市特里亚斯特举行的，赵致真带着夫人前往参加。意大利前总理安德里奥蒂专门发来贺电，中国驻意大利大使程文栋专程从罗马赶来参加仪式。当赵致真从普里莫•罗菲斯先生手中拿过奖杯时，他说：“许多人一定记不住我难记的中文名字，但大约都会知道，今年是一个中国人得了奖。这就足够了。事实上，我也确实是代表中国的科普工作者，在接受这份国际殊荣并受到激励。”

Ⅱ 一个人的梦想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科学似乎是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一个独立的世界。那些费解的公式、数表、定理、推论，完全是另外一个系统，与日常生活没有什么联系———尽管每一个人都享受着科学的成果。科学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揭示着世界的真理，指示着人类行走的方向。

　　赵致真不是一个科学家，没有一项科研成果属于他，没有一条定律以他的名字命名，但他在科技界相当著名，因为他将二十多年的光阴奉献给了科学普及事业。或许，他的名字就是对他一生事业的隐喻———他对真理有着天然的向往，而且不顾一切地趋近它。在这个科技不算落后的国度里，他看到的事实是，当科学家们在世界的一隅挑战人类认识的极限，更多的人却沉溺于对世界的误读和偏见中，他们对迷信的热衷甚至超过真理。赵致真说：“一个民族如果患上维生素S（Science）缺乏症，这个民族的整个肌体将失去健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固定观众群，每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十套节目中，收看一个叫《科技之光》的节目。它以每天一小时的节目容量，介绍世界上最新科技动态，讲述天文、物理、生命科学等各种科学知识。在各种火爆热烈的娱乐综艺节目中间，这个栏目显得那么安静、沉稳、理性，甚至固执，就像科学本身一样。它的创始人，就是赵致真。

　　人们大抵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看电影的时候，正片之前常常加映一段“加片”。除了《新闻简报》，就是科教片了。因为在当时，电影是最有效的媒体之一。影像中传达出的科学知识，直观生动，令人难忘。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放电影之前有时仍会有“加片”出现，但那“加片”早已不是科教电影，而是广告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当电视成为主流媒体之后，大众媒体与科学的脱离更加决绝。电视的消费作用和商业作用日益得到显示。赵致真当然并不排斥观众从电视中得到享乐的必要性，但电视中知识空气稀薄的程度令他寒心。科技节目所占比例大约不到播出总量的1%。作为一家电视台的负责人，他深知观众对电视的微词和牢骚由来已久———情人爱得死去活来，武侠打得天昏地暗，歌星搔首弄姿，大款争华竞奢，广告天天向全国人民劝酒。也许，这些苛责是过分的，但是对于电视工作者，无疑没有有效发挥它的作用，尤其对青少年观众而言。混沌原理指出了事物进程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和递次放大，确实，童年看过的一本书，认识的一个人，有时就能决定一生的奋斗方向，何况他们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呢？

　　其实，早在进入电视界之前，赵致真就开始了他的科普工作。1979年调回武汉以后，在长江航运管理局担任创作室主任。赵致真的笔触就开始滑向科学背景。尤其在那个科学刚刚开始复苏的年代，他的作品，确乎起到了启迪人心的作用。他撰写的报告文学《灰色的宫殿》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华中理工大学邓聚龙教授首创的灰色理论，有些读者竟以为赵致真是邓的研究生。他还制定了为一批著名科学家撰写报告文学的计划，这个计划由于他调到武汉电视台而未能实现。但是无疑，电视为他的科普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以前的经历，可以看成是命运为他所做的准备。

　　应当说，电视这种新兴媒体给赵致真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记得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过:两千年后的人们进行考古发掘时，一定会对每个中国民宅都在最显要位置放一个叫做电视机的方形盒子而大感迷惑和惊讶。中国目前拥有3.5亿台电视机，没有一种纸质媒体有如此大的覆盖率，无论门禁重重的深宅大院，还是关山阻隔的穷乡僻壤，电视都能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任何一个飞毛腿的邮递员，都不可能跟电波比速度。赵致真曾经假设过，即使最现代化的科技馆，每天接待3000人，12亿人轮上一遍，竟需要1000年。另一方面，由于人存在于大自然安排的特定尺度中，我们只能看到红外至紫外的很窄一段电磁波，只能听到20～20000赫兹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耳听和眼见，都不是全部的事实。人们太容易被大自然轻松的表情所蒙蔽而放弃了对真实信息的索求。只有电视，将人类的感官延长至更远。很多年以后，法国科学与影像协会主席让·米歇尔向赵致真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电影刚发明时，意大利首先用来拍摄歌剧，法国则首先用来拍外科手术。一种新的科技手段出现后，每个民族总是把它用于最时尚、热门、走红、吃香的领域。这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联想到中国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后，用来祭祀和看风水，而“四大发明”传到西方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指南针牵动了航海的革命，尾随在航海家身后的，是地理大发现和一个疯狂的殖民时代的到来；造纸和印刷术帮助启蒙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而火药，则直接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一剂猛药。在这方面，中国人实在叫人汗颜和难堪。当照相机、无线电传入中国后，正如鲁迅所叹息：镁光里照见了喇嘛，收音机里播放着“毛毛雨”。在赵致真眼里，电视这种无与伦比的媒体能量正被浪费。1985年，赵致真调入武汉电视台任副台长，他随后抓的一件大事，就是创办科普栏目，并准备组建科技部。他将这个电视栏目取名为《科技园地》，就是《科技之光》的前身。次年，赵致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荧屏，莫让科学叹息》一文，呼吁中国电视改变播出结构，加强科技报道。他写道：“和大街上布置一个科技橱窗相比，和开办一个科技展览相比，和组织一次科技夏令营相比，拍一部好的科普片，社会效益实在要大得多。接受宣传的人比橱窗前、展厅里、夏令营的人会几十万倍地翻番，科普电视真是一本万利的事。”赵致真认为，科学家那里的知识是高压电，要变成老百姓能接受的民用电，就需要变电所进行转换，科普工作就是变电所。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艾知生读到了这篇文章，当即批示广电部总编室和中央电视台认真阅读此文并组织座谈。当时在中央台专题部任主任一职的赵化勇见了赵致真，半开玩笑地说：“老赵你可真能耐，我们都在按部长的指示拜读你的文章呢。”

Ⅲ 好的建议常常变成艰苦的工作

　　从赵致真选择电视科普的那一天起，他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事业，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毫不怀疑。开始的时候，他面对的几乎都是劣势:不被关注、资讯匮乏、没先例可循。但是，独行者的自豪感常常从孤独中获得，因为孤独恰恰验证了他的勇敢、果断和毅力。一个运动员永远不会因为面对跑道而感到恐慌。赵致真是自信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向没有错。

　　赵致真拍摄的第一部科普专题片，名叫《欢迎你，哈雷彗星》。他调入武汉电视台那年，恰好是哈雷彗星的回归年。赵致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科普宣传的好时机，不容错过。他和同事们立刻投入到这部片子的制作当中。

　　人们恐怕无法想像，一部科学题材的电视片，竟然是用近乎手工作坊的方法完成的。当时还没有电脑动画，对于一个地方小台来说，连手绘动画都是奢侈的。他们把图片从书上撕下来，贴在油墨盒上，用手慢慢旋转来表现天体的运动。这部专题片以严谨、系统的天文学知识征服了观众和天文爱好者，技术手段的落后丝毫没有影响该片表现手法的丰富生动。这个由地方电视台制作的片子，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当年的全国科普类节目评奖中，该片还被评为一等奖和解说词一等奖。浪迹天涯的哈雷彗星大抵不会想到，它时隔76年的回归会受到如此的关注和礼遇，它已经成为电视台真正意义上的“明星”。

　　这部专题片的成功，坚定了赵致真的决心。身为副台长，在办好其他栏目的同时，他把工作重点放到科普节目上，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电视界的缺憾。凸透镜只有将阳光聚焦在一个点上，才能将物体燃烧。他看到了科普电视的前景。他要成为最早吃螃蟹的人。简陋的工作条件从来没有成为他们工作的障碍。1993年，美国天文学家休梅克和列维从帕洛玛天文台施密特望远镜拍下的一组照片中，发现了一颗“好像是被压碎了”的彗星，并计算出它将于1994年7月17日和木星相撞。届时，21个彗核将如一列高速的彗星火车，以每秒60公里的宇宙速度，递次栽进木星的深渊，释放出5亿颗广岛原子弹的巨大能量，在一场宇宙级的猛烈爆炸中，轰轰烈烈化为灰烬。固然，这次7.7亿公里之外的爆炸不会对地球发生任何直接影响，但是，物伤其类，又有谁能保证木星的前车之覆不会在地球上重演?通过这次旷古空前的超级星际爆炸实验，人类能够对天体相撞的机制、规律及后果取得极为珍贵的情报和资料，从而为地球人类提供无价的参考和永恒的借鉴。尽管这一场“星球大战”没 有引起国内媒体的足够重视，但是，对于以赵致真为首的这群“追星族”来说，真正的战役开始了。

　　仿佛专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94年夏天酷热难当。机房里没有空调，《科技园地》的同事们只好“赤膊上阵”。成群结队的蚊子由窗外扑来，如同彗星队列一样，向他们发起冲锋，使他们一方面牵挂着彗星对木星的撞击，一方面不得不应付蚊子猖獗的轮番轰炸。这时，已任台长的赵致真想了一个办法，他叫办公室人员取来一个吸尘器，用它来吸蚊子。这一着果然见效，强大的气流改变了蚊子的飞行路线，它们像被吸进宝葫芦中一样，全部落到了吸盘上。赵氏灭蚊法很快在科技部推广。

　　休梅克—列维9号彗星撞击木星的时间进入倒计时，赵致真和同事们吃住在台里，一边编镜头，一边写脚本。赵台长的夫人每天晚上给节目组送来西瓜和稀饭，那是他们一天中最快意的时刻。短暂的说笑之后，他们又专注于荧屏。为了获得权威资料，科技部主任雷友交和记者易速利经常往来于武汉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之间。但是紫金山天文台的设备却十分陈旧，那里的计算机级别很低，观测情况不能直观地显示在电脑上，无法拍成镜头。这一点，有些出乎大家的预料。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尽可能地从这里获得权威数据。那时还不能发电子邮件，为在第一时间将天文台的观测进展告知台里，易速利每天都会带上一摞资料奔往南京机场，通过好心的乘客，带到武汉，落地后会有剧组同仁在机场等候。图片资料不足，他们就去各图书馆查找外国杂志，资料员下班了，他们就开车去找资料员，刻不容缓。他们甚至直接跟美国帕洛玛天文台联系，他们为此所花费的心力，使休梅克、列维本人都深受感动，亲笔为武汉电视台题写了贺词。《科技之光》一边制作专题片，一边同步地以科技新闻的方式报导每天的进展。彗木相撞，不但成为科技部的工作重心，而且也成为武汉市民的关注焦点。惟一令赵致真感到遗憾的是，整个武汉竟然买不到一台可用的天文望远镜，让这些天天制作彗木相撞电视片的编辑记者一睹木星的真实容颜。几经辗转，他们向南京一家天文光学仪器厂订了货，司机冯师傅冒着大雨，在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的情况下一天之内往返于武汉和南京之间，拉回天文望远镜。节目组的同事们终于能够编一阵片子，出来看一阵木星的实况了。星空浩淼，宇宙无边。怀着难言的心情和难解的思绪遥望南天，他们默默祷祝世界人类携起手来———为了子孙后代和灿烂文明永远在这颗美丽的行星上存在、延续和发展。

Ⅳ 科学+明星=？

　　赵致真最先说出张凯丽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诧异。当时，张凯丽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渴望》正在全国热播，她也由此成了全国最引人注目的明星。由这样一个明星来主持一个科普节目，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关于明星的出场费问题，正在为全国许多报刊所热炒，明星要高价，已成为“全国皆知的秘密”，对于没有“钱”途的科普节目来说，这可能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时，由一位演员担纲主持知识含量极高的电视节目，也无疑是一项挑战。赵致真大脑里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能够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建立连线。他像不循章法的艺术家，人们很难相信，草图上那些不相干的散点和断线，最后会拼接成完美的图画。赵致真的思维，常因其超出“常识”而为他人难以理解；而对于赵致真来说，最重要的常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往往是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的。

　　《科技园地》、《渴望》、《少年科学画报》。赵致真从孩子手中拿过《少年科学画报》的时候，这三个看上去互不相关的名词，在他瞬间的思路中被串连起来。一个新的节目设想开始在他心底酝酿——不妨从画报上寻找题材和文本，用三维电视特技的手法进行制作，每集10分钟，请张凯丽主讲。这个栏目，就是后来风靡全国的《凯丽阿姨讲科学》。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远远超出了《科技园地》同仁，乃至赵致真本人的想像。赵致真在电话里真诚地对张凯丽说明了自己的愿望，他是希望更多的名人介入到科普宣传中，而广大观众所喜爱的演员，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张凯丽辞去了许多片约，爽快地接受了赵致真的邀请，没有提出任何片酬要求。后来，赵致真参照新闻出版署制订的稿酬标准，给张凯丽的片酬为每集40元。栏目就这样定了下来。张凯丽如约飞至武汉录制节目，化妆品和服装，她都是自己带，没有要求电视台另外添置。当时，武汉台的条件十分有限，赵致真安排她住在电视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脚本仍由赵致真亲自撰写。他从《少年科学画报》上寻找出介绍各类科学知识的选题数百个，进行巧妙的重新归纳和组合。张凯丽与剧组一起讨论、修改，肚子饿了，她就到楼下的小饭馆吃顿便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知不觉，节目拍了100集。

　　《凯丽阿姨讲科学》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科普电视片中篇幅最长、容量最大的系列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收到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观众来信数千封。获得了1992年全国科普电视一等奖。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在观看这部电视片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凯丽阿姨讲科学》电视系列片做了一项开创性工作。希望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界和科技界联手合作，共同担负起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的光荣责任，让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之风成为21世纪中国的国风。”